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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论评价的三个原则和三个误区

发布日期:2019-07-16 08:26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都依赖于对原有理论局限的突破和创新,如托马斯·库恩的“范式革命”所强调的,追求“一代代理论的更迭和进步”。

  王向远教授在系列论文中对“译介学”概念进行了语义学阐释,并以此为依据认为“译介学”不在“正统翻译学”范畴之内;在对“译介学”理论适用度的忧虑也不太符合谢天振教授提出“译介学”时所预设的理论目标。这些都较为典型地体现了上文所说的理论评价误区。

  (一)对“译介学”概念进行语义学阐释,专断化界定“正统翻译学”,从而将“译介学”排除在翻译学范畴之外

  “译介学”是20世纪90年代谢天振教授提出的理论,他在《译介学》(1999年)中明确阐述过“译介学”作为翻译学研究的理论内涵和重点:

  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媒介学的角度出发,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温和的角度出发对翻译(尤其是文学翻译)和翻译文学的研究。严格而言,译介学的研究不是一种语言研究,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文化研究,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,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、变形、增添、扩伸等问题,它关心的是翻译(主要是文学翻译)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。

  王向远教授在《“译介学”与“译文学”——“译介学”的特色、可能性与不可能性及与“译文学”之关联》一文中认为,“谢天振先生并没有对‘译介’这个词做出具体的语义分析,或许认为有了上述的总体界定就可以了,而无需再做语义分析。但是从比较语义学的角度来看,‘译介’既然作为概念使用,就必须做词素和语义的分析”,继而,王向远教授对“译介”做了如下的语义分析:

  在谢天振先生关于“译介学”的表述与阐释中,虽没有从语义学的角度说明“译介学”的“介”指的是什么,但在逻辑和学理上,我们应该把这个“介”理解为“中介”之“介”。但“译介”这个词,无论是词典上的释义还是一般人的顾名思义,大都会理解为“翻译介绍”。“翻译介绍”又可做两种理解,一是并列结构,是“翻译加介绍”“翻译与介绍”的意思;二是“翻译的介绍”,即“作为翻译的介绍”的意思,是把翻译作为“介绍”的一种途径与手段。第一种理解显然过于宽泛了,宽泛到了可以囊括整个翻译学而且再加“介绍”即文化文学交流史、关系史;第二种解释“作为翻译的介绍”,也可以表述为“作为介绍的翻译”,这就突出、强化了“介”字。在这种理解中,“翻译”是“介绍”的手段和途径,“介”是研究的重心。“译介学”之“介”指的应是“中介”、“介体”。这应该是对“译介学”的正确的顾名思义的理解。

  在对“译介学”进行词素和语义解读的基础上,王向远教授认为“以译介学名义将翻译纳入比较文学是名正言顺的”,但是“从翻译学的立场看,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”,译介学不属于“正统翻译学”:

  “译介学”这个词本身就是它的学术特征的很好的标注,它表明比较文学的“译介学”对翻译的研究,与一般翻译学是不同的。“译介学”的“译介”,不是“翻译”,不是“翻译加介绍”,“译介学”只定位于“介”,即把翻译作为文学交流的中介环节,而不是对翻译本体加以研究。换言之,“译介学”没有试图将翻译学或翻译研究整体纳入比较文学,而只是把文学翻译的“中介性”研究作为研究对象。在这一点上,“译介学”与正统翻译学路数相悖。

  在此,王向远教授重新“界定”了两个概念:第一,对“译介学”概念进行语义学界定,认为“译介学”只定位于“介”,与译介学提出者原本界定的理论范畴不符;第二,对“翻译学”进行了专断化界定,将“紧紧依傍于翻译学,并以语言学的科学性作为学科根本”的“翻译研究”界定为“正统翻译学”,无视21世纪研究范畴日益丰富的翻译学真实学科面貌。

  笔者认为,“既然作为概念来使用,就必须做词素和语义的分析”这个前提是错误的,它将“概念”和“语词”混淆了。概念是“反映对象特有属性或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”,而语词仅仅是概念的表达形式,与概念却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。两者混淆的结果,就会像著名的堪萨斯州“笨人俱乐部”笑话那样,将英语的“茄子(eggplant)”强行解释为“鸡蛋工厂”,从而得出“鸡是植物”的荒谬结论。

  库恩强调理论的不可通约性,就是谨防用简单的语词分析替代每个理论概念所特指的思维体系。例如,我们在讨论文努蒂(Lawrence Venuti)“异化”概念的时候,不能简单从语词上分析“异化”该如何“异”,或者简单认为“异化”就是追求“直译”,而要解读文努蒂提出“异化”概念时对文化中心主义的反思及解构主义思维。

  根据“译介学”提出者的阐述,译介学“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、变形、增添、扩伸等问题,它关心的是翻译(主要是文学翻译)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”。也就是说,译介学并非只关注“介”,它对“介”的关注是通过对“译”的观察得出来,翻译问题是它的主要研究对象,翻译的本质和价值是它的核心研究问题。

  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是考量一个理论学科归属的依据,“翻译学”作为一个学科概念,所谓“正统”,应该指的是“围绕本学科研究对象、具有本学科学科意义”的“正统(proper sense)”,而非对某一学派研究理论的“专利冠名”。王向远教授使用“正统翻译学”时明确将“紧紧依傍于翻译学,并以语言学的科学性作为学科根本”的翻译研究称为“正统”,虽承认其他研究(如“文化翻译”)“近20年来搞得风生水起”,但指责这些研究“偏离翻译本体”。笔者认为不同理论观点存在对立其实是学科常态,将不认同的理论观点排斥在学科范畴之外的态度是非客观、非学术的,是理论评价中忌入的误区。

  (二)将不同理论层次和理论目标的“创造性叛逆”和“破坏性叛逆”两个概念一起讨论

  “创造性叛逆”是“译介学”的核心概念,是谢天振教授受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的启发,在20世纪90年代呼吁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时使用的一个概念。谢天振认为,“创造性叛逆揭示了翻译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本质特点”,“特别鲜明、集中地反映了不同文化在交流过程中所受到的阻滞、碰撞、误解、扭曲等问题。”通过“创造性叛逆”这个概念,谢天振教授呼吁翻译研究者开拓视野,“描述、解释、理解翻译家所做的事,而不是去规定翻译家该怎么做”。

  在《“创造性叛逆”还是“破坏性叛逆”?——近年来译学界“叛逆派”、“忠实派”之争的偏颇与问题》一文中,王向远教授批评“创造性叛逆”这个命题“暗含着对‘叛逆’完全正面的评价,体现了以译者为中心的一元论的立场”,并提出“破坏性叛逆”概念,认为既然有“创造性叛逆”,就一定还有“破坏性叛逆”:

  翻译确实免不了“创造性叛逆”的成分,但并非“总是创造性的叛逆”。例如一首诗,每一句都是对原文的“创造性叛逆”,那么这算是翻译,还是创作呢?一篇一万字的翻译小说,从语言学的角度看,如果只是很少一部分字句属于“创造性的叛逆”,其他都是逐字逐句的直译,那由此应该得出“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”的结论,还是应该得出“翻译总是一种忠实性的转换”的结论呢?如果一多半的字数都属于“创造性叛逆”,是否还算是合格的翻译呢?在“创造性叛逆”之外,有没有“破坏性叛逆”呢?如果“破坏性叛逆”的比重多了,还能叫做“创造性”的叛逆吗?

  在此,笔者认为王向远教授提出的“破坏性叛逆”概念和谢天振教授提出的“创造性叛逆”概念并不属于同一个理论层次。当一个概念强调“总是”的时候,它往往讨论的是一件事物的本质属性,而且在逻辑上一般很难找到反例,是带着哲学意味的思考,是纯理论层面的概念。而当一个概念可以讨论“比重”或“一多半/一少半”的时候,它往往讨论的是现实操作问题,属于应用理论层面的概念。例如,就“可译不可译”问题而言,“不可译”就是关于翻译的一个带有哲学意味的纯理论思考,“可译”则是应用层面的操作。就“叛逆与忠实”问题而言,“叛逆”是对翻译活动本质属性的思考,“创造性叛逆”彰显翻译的本质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,而是人类复杂的社会性、文化性活动。“忠实”则是翻译实践中最常被追求的目标。“创造性叛逆”反复强调“翻译总是创造性叛逆”,应该属于追求事物本质描述的纯理论层面,“破坏性叛逆”强调“忠实的比重”,则是更关注翻译实践的应用层面。王向远教授讨论“创造性叛逆”和“破坏性叛逆”的“字句比重”,显然将两个概念一起放在翻译实践操作层面讨论问题。

  纯理论和应用理论的理论目标是不同的,纯理论追求更好地解释现象,应用理论追求更好地指导实践。把两个不同的理论目标的概念放在一起,容易出现错误甚至荒谬的结论。例如,“人必有一死”是带有哲学性的思考,如果责怪“人必有一死”这个观点会增加自杀率,是不是呈现一种“鸡同鸭讲”的荒谬感?